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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菁、傅刚：“我们希望享受工作，享受战斗”

去年，我第一次被清华大学邀请到建筑系设计课任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是中国顶尖建筑学院，也是世界上最强的建筑学院之一。在那里，我遇到了夫妻双双教书的执业者费菁和傅刚。我看到他们采用了非正统的教学方式，用严格的提问来挑战学生，因此想采访他们。他们的创新方法与我印象中中国处理建筑的方式不同。费菁和傅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移居美国，在美国学习、工作、研究艺术和建筑近20年。

对话空格建筑高亦陶：“直觉必须植根于场地与环境”

高亦陶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五岁时与父母一同移居香港，于2006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美国生活了七年之后，他移居欧洲，他原本打算在欧洲呆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与中国实习的朋友交流后，他很快意识到，他的祖国中国有着更多机会。他在为几家知名公司，如巴塞罗那的Josep Lluis Mateo Architects、柏林的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和挪威奥斯陆的Space Group Architects工作不到两年之后，他回到中国，在北京的两家先锋派事务所：朱锫建筑事务所和Chiasmus Partners进行为期数年的实践学习。

Massimiliano & Doriana Fuksas：“终有一日梦想家会聚在一起，建造理想世界”

意大利建筑师Massimiliano和Doriana Fuksas都在罗马出生并长大。两人于1969、1979年先后毕业于罗马大学。Massimiliano以画家的身份开始他的学业，Doriana最初的目标则是艺术史。60年代初,Massimiliano曾辅佐乔治•德•基里科,毕业后在伦敦为Archigram工作，之后在哥本哈根与亨宁·拉森（Henning Larsen）和约恩·乌松（JørnUtzon）共事。1967年，GRANMA成为他开始的首次实践。1985年Doriana加入，并在1997年成为他的合伙人。随后，在1989年和2004年分别于巴黎和深圳设立了事务所。2000年，Massimiliano Fuksas担任以“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为主题的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监。两人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法国阿列日的涂鸦博物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罗马欧洲会议中心;新米兰博览会;斯特拉斯堡的天顶音乐厅;以及以色列雅法的佩雷斯和平中心。我在他们最近访问纽约期间会见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完成了阿玛尼第五大道旗舰店一个项目。我们讨论了他们如何开展每一个项目，对未来的关注，以及为何该尝试让建筑成为建筑之外的东西。

Bruner/Cott 建筑事务所：旧建筑需要“变革性再利用”

Bruner/Cott 建筑事务所由 Simeon Bruner 和 Leland/Lee Cott 于1973年创建，现在由三位第二代负责人领导。他们分别是 Jason Forney、Jason Jewhurst 和 Dana Kelly，他们于2016年接管该事务所。该公司的建筑师们投身于多样化的地方项目和全国项目中，因其出色的历史建筑、工业建筑和20世纪中期现代建筑适应性整修再利用项目而著称。其中经典包括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市的麻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 MASS MoCA），以及一系列着眼未来的净零碳建筑设计，如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市的汉普郡学院 R.W. Kern 中心。

丹尼尔·李伯斯金：“我喜欢指向性强、观点明确的建筑形式 ”

写于2011年8月31日，在建筑师的纽约工作室（译者：田山佳惠）

Leers Weinzapfel：“建筑师如同裁缝，好的建筑如同精致剪裁”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Leers Weinzapfel建筑事务所于1982年由两位女性Andrea Leers和Jane Weinzapfel创立，随后Josiah Stevenson和Tom Chung作为合伙人加入。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遍布美国大学校园，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专注点，但是校园实际上就是微缩尺度下的城市，几乎包含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建筑种类。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校园建筑设计比我们先是混乱的城市和单调的城郊更加富有理性主义。

Michel Rojkind：“建筑不应只为外观而存在”

1969年，Michel Rojkind生于墨西哥城。20世纪90年代，他在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攻读学位的同时，还是Aleks Syntek麾下知名乐队la Gente Normal的鼓手。2002年，他自立门户创建了Rojkind建筑事务所。至今而言，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为Boca del Rio爱乐乐团设计的Foro Boca音乐厅，位于墨西哥城的墨西哥电影院扩建项目，墨西哥克雷塔罗的雀巢工厂，以及墨西哥托卢卡的雀巢巧克力博物馆。我们一起聊了聊他的建筑是如何深入人们生活的，而建筑师又是为何要承担起建筑之外的角色。还有就是以公众为本以及站在建筑设计之外工作和思考的重要性。

OMA 重松象平：“在团体合作中开始个人风格”

原创性和独立思考来自何处？答案是直截了当的——来自一个热爱探索的个体，以及一个不会伤害刺激它的实验环境。 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创造了这种环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即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一个由全球7个工作室，300个建筑师组成的网络，也得益于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教学工作，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讲学活动。自2008年到现在，库哈斯有八个合伙人，其中就有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主持OMA纽约工作室的设计工作。这个工作室最初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由75名建筑师组成，专注于北美项目的大型建筑事务所。

朱锫：建筑应该回应自然，而不是模仿自然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建筑一直让世界惊异，人们对标志性的需求让中国成为国际明星建筑师最大胆创作的游乐场。如今，中国人的观念发生转变，转向对实用性、节能性，以及建造质量的追求。剧情被颠覆了，当代中国人将目光投向那些本地建造的、谦逊而又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建筑。

李虎：“建筑是在表达希望”

近年来，我与许多中国的先锋独立建筑师会面，并参观了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建成作品，这些经历让我对他们的贡献产生了一种理解，即具有地域敏感性、诗意性、并且很上镜，甚至是诱人的。然而，许多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被混淆成是一个单一狭隘的事务所的设计作品。这些作品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建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因此可以让普通人从中获益良多。但是这些项目缺乏多样性和冒险精神。下面的对话节选自我近期对建筑师李虎的采访。这次采访打消了我的疑虑，并且让我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张轲：建筑有自身的精神性

立足于北京的建筑师张轲，最初求学于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而后在199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在清华的学习使得他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而在哈佛的深造则激励着他不断质疑建筑行业的本质要素，比如"我们为什么建造"。张轲在波士顿和纽约工作三年后，于2001年回到北京并创立了他的独立事务所。

石上纯也：“空间是柔软的、模糊的、灵活的、不确定的”

在我近期去日本的旅行中，在石上纯也位于东京的实验（当然也非常国际化的）工作室和他的对谈，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纯也对他自己的建筑、以及当前的建筑界的看法，都令人由衷地受启发。他认为建筑如今“不够自由”。他希望能够使建筑变得更多样化，将建筑从众多建筑师对特定建筑类型的主张、以及我们普罗大众对建筑狭隘的期待中解放出来。他希望自己的建筑可以柔软、放松，在类似云朵或水面这样的譬喻中寻找灵感。“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样的建筑，来更好地实现人们的愿望……我希望能够经由在舒适体验上的创新，使建筑能够应对未来，”石上如此道，正是在他近期在巴黎的两个宣言式的展览中，他对自然和建筑的目的提出了质疑。也许在所有执业建筑师中，石上纯也的远见卓识是最富变化的那一个。

李晓东：“我是一位反省的地方主义者”

我对北京本土建筑师和清华大学教授李晓东（1963～）的第一印象是他令人放心的自信。采访结束后，李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在我的学校教书吗？“我这辈子从没教过，”我回答。他很快反驳说：“我知道，你可以教书的。行还是不行？“如果说我在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当机会来临，你应该先抓住机会，然后再考虑。”如果他对我这么有信心，我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他呢？“我考虑道。

对谈DS+R创始人：“ 解决问题太简单，制造问题更有趣”

作者：Vladimir Belogolovsky

近日，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纽约事务所的 Liz Diller 与 Ric Scofidio 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描述自己“思考做事与众不同，且不属于任何现存体系或组织”，这样的说法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探讨了大部分建筑师推崇的一些传统，以及如何瓦解它们并进行重新设计。在他们繁忙的纽约事务所内，几位创始人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热门作品，包括高线公园，位于华盛顿高地社区的如雕塑一般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以及位于哈德逊园区、旨在解决不断上升的艺术需求的移动龟壳建筑 “The Shed”，毕竟艺术的未来充满着未知数。

访谈尤尔根·迈尔·H：“建筑始于我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

尤尔根·迈尔·H于1996在柏林创立自己的J·MAYER·H事务所。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与美国（库伯联盟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都学习过。2010的时候，迈尔·H告诉我，尽管他在德国接受的扎实的专业训练是他深刻理解了建筑的技术与实践方面，他仍然缺乏清晰的视野，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一种建筑语言。

“我们从寻常和不寻常中学习”：对话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通常在生活中，尤其在建筑中，有太多的复杂和矛盾的事物。我被邀请于今年秋在北京清华大学进行教学，我在参观清华大学的途中写下这篇2004年我与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以及他人生和建筑事业的伴侣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的访谈的简介。也许只是巧合，我在离开纽约公寓前的最后一刻偶然抓起一本2001出版的《建筑》（Architecture）杂志，封面上印着文丘里和他辩驳的名言：“我不是并且从来都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