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个由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组成的组织“The Architects' Resistance”（TAR）发表了一篇宣言《建筑：为谁服务？》
通过宣言的发表，这个小组试图将建筑实践置于教学环境之外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背景中。在短短两页半的篇幅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号召——要求重新建立更具有社会性和环保意识的建筑。宣言毫无保留地谴责了建筑在这些年里扮演的角色，即服务于强权的实践，并补充说到：“建筑师对这一系统的顺应，始于他们相信自己拥有大众无法获得的特殊技能与知识”。
穿行于城市中时，你是否曾害怕做自己？尽管这个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对于大多数 LGBTQIA+ 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他们在公共场所被察觉到不符合“异性恋主流标准”的行为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感受到了敌意的侵扰。即使这些暴力来自超出设计空间的社会层面，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对设计在其中的作用进行考量——它们可以整合物理空间并在其中囊括符号性元素或是象征性元素以教育其公民。这就是同性恋纪念碑建立的背景情况，三十多年来，它已成为酷儿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进行庆祝和抗议活动的平台。
“作为酷儿（queer），意味着要经历无从获取酷儿历史的缺失感，这种缺失感具有破坏性。对我们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空间设计方面。”在这样的想法的启发之下，艺术家 Adam Nathaniel Furman 和建筑历史学家 Joshua Mardell 把那些为建筑领域带来新视角、分享挑战异性恋道德的空间故事的创造者集合们起来，为那些寻求活出自己人生的人提供一个空间。这一探索形成了一本书，名为《酷儿空间：LGNTQIA+空间与故事图集》，探讨这一群体中独特的社会、政治、地理背景下的故事。
与伦理相关的设计实践涵盖建筑行业的所有部分。设计师必须在从行业的交叉性到劳工问题再到气候危机等一系列条件和背景下工作，为建成环境及其创造过程提供信息。在不同的文化、政策和气候条件下，建筑的功能和美学与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一样重要。通过解决设计的道德问题，设计师可以重新思考这门学科的影响以及它为谁服务。
建筑可以为任何人而造，包括性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和许多其它所谓的“越界”词汇一样，给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洞见，对当下创造建筑、规划城市的方式，以及人们在建成环境中的活动方式提出了质疑。在这里，我们不想得到任何关于“建筑应该怎么做”“建筑代表着什么”的既定答案，而只想去质疑所有传统的方式，以此进一步扩大建筑的边界、含义和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