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近期去日本的旅行中，在石上纯也位于东京的实验（当然也非常国际化的）工作室和他的对谈，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纯也对他自己的建筑、以及当前的建筑界的看法，都令人由衷地受启发。他认为建筑如今“不够自由”。他希望能够使建筑变得更多样化，将建筑从众多建筑师对特定建筑类型的主张、以及我们普罗大众对建筑狭隘的期待中解放出来。他希望自己的建筑可以柔软、放松，在类似云朵或水面这样的譬喻中寻找灵感。“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样的建筑，来更好地实现人们的愿望……我希望能够经由在舒适体验上的创新，使建筑能够应对未来，”石上如此道，正是在他近期在巴黎的两个宣言式的展览中，他对自然和建筑的目的提出了质疑。也许在所有执业建筑师中，石上纯也的远见卓识是最富变化的那一个。
我对北京本土建筑师和清华大学教授李晓东（1963～）的第一印象是他令人放心的自信。采访结束后，李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在我的学校教书吗？“我这辈子从没教过，”我回答。他很快反驳说：“我知道，你可以教书的。行还是不行？“如果说我在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当机会来临，你应该先抓住机会，然后再考虑。”如果他对我这么有信心，我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他呢？“我考虑道。
自1993年起，来自北京的建筑师张永和与妻子鲁力佳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并开始他们在国内的实践。非常建筑意味着“非同寻常的建筑”，它象征着中国第一代独立建筑工作室的实践，也为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奠定了基础。张永和被称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他出生于一个卓越的建筑世家，父亲张开济是古典主义建筑大师，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和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的总设计师。张永和最先于南京工学院学习建筑，后又进入印第安纳曼西的鲍尔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建筑学士与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相继在中国和美国教书，曾担任过包括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教授及2005至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2012年，张永和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奖评审，其同乡王澍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建筑师。以下是我于北京非常建筑工作室与张永和先生的访谈节选。
近日，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纽约事务所的 Liz Diller 与 Ric Scofidio 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描述自己“思考做事与众不同，且不属于任何现存体系或组织”，这样的说法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探讨了大部分建筑师推崇的一些传统，以及如何瓦解它们并进行重新设计。在他们繁忙的纽约事务所内，几位创始人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热门作品，包括高线公园，位于华盛顿高地社区的如雕塑一般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以及位于哈德逊园区、旨在解决不断上升的艺术需求的移动龟壳建筑 “The Shed”，毕竟艺术的未来充满着未知数。
尤尔根·迈尔·H于1996在柏林创立自己的J·MAYER·H事务所。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与美国（库伯联盟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都学习过。2010的时候，迈尔·H告诉我，尽管他在德国接受的扎实的专业训练是他深刻理解了建筑的技术与实践方面，他仍然缺乏清晰的视野，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一种建筑语言。
多年的追寻与实验，使他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迈尔·H的建筑项目在全球范围的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形象。当他的设计如今已经不再被媒体所关注时，我曾问他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标签式风格的，他答道：“尽管始于我的想法，如今，这些项目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成果。没有任何意图或策略，有的仅仅是我们与建筑的媒介最大限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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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生活中，尤其在建筑中，有太多的复杂和矛盾的事物。我被邀请于今年秋在北京清华大学进行教学，我在参观清华大学的途中写下这篇2004年我与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以及他人生和建筑事业的伴侣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的访谈的简介。也许只是巧合，我在离开纽约公寓前的最后一刻偶然抓起一本2001出版的《建筑》（Architecture）杂志，封面上印着文丘里和他辩驳的名言：“我不是并且从来都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上周，我在清华授课的第一天听说了文丘里去世的消息；听到消息时，我正和学生讨论他们为改善校园所做的方案。在另一个非常巧合的时刻，就在我们的访谈之前，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正在为同一个校园设计改善方案。当我的学生们谈到解放校园时，他们采取了如同五十多年前文丘里在《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批判的当时盛行的极简主义和抽象主义建筑的方式，我对此感到苦乐参半。
他和斯科特·布朗的理念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他们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思考极大的影响了这里的学生以及全世界的建筑师们解读建筑的方式。是文丘里解放了我们的学科，是他解放了我们并且鼓励我们向自己发问，摆脱各种各样的教条，激起我们多种多样的想法。下面是我和这两人14年前在他们费城办公室的对谈节选。
马努•索诺萨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长大，随后在马德里(UAX)和伦敦(AA)学习，于2010年移居中国，以避免经济危机在他的祖国扼杀建筑工作。在过去的八年里，这位年轻建筑师的小而蒸蒸日上的工作室已经建造了十几个项目，从商店到工厂空间的改造，再到传统的中国胡同——全都在中国。这并不是说索诺萨忘了他的根。现在，他还在马德里经营着一家小公司，负责中国和西班牙的项目。
这次采访是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列车上进行的，我们探索了他最近的建筑，它给这个新兴的都市带来了如此多的媒体关注。
低调的瑞士馆与英国馆或许是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自由空间”主题下的最大（字面意义也是“最大”）赢家，但中国馆却展示了设计者们对建筑发展的不懈努力。中国馆位于军械库背后，展示了中国乡村的许多建成项目，这些项目让附近村民们参与到建造过程中，且每一个都极具社会影响力。而在展馆众多中国建筑师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教育者和实践者袁烽（Philip Yuan），他作为创盟国际（Archi-Union Architects）的创始人及建筑师，让创盟成为现代中国建筑独树一帜的重要声音。
2018年7月19日，策展人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和画廊所有者及组织者乌尔里奇·穆勒（Ulrich Müller）将在德国建筑画廊（Architektur Galerie Berlin）创盟国际个展的开幕式上共同讨论袁烽的作品。Belogolovsky 与袁烽的采访将在下文揭晓。
在中国新崛起的明星建筑事务所中，很少有像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这样，以作品让大家时时为其惊叹。他们的作品无论尺度大小，都不遵循任何风格上的定式，但是所有项目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在 Vladimir Belogolovsky 所主持的名为“思想之城”（City of Ideas）系列访谈的最新一期中，大舍建筑师柳亦春和陈屹峰谈论了他们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将建筑与环境结合。
Vladimir Belogolovsky: 你们分别在事务所中分管着不同的项目，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
柳亦春： 这种变化大概从2010年开始。在那之前，每一个项目我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虽然介入的程度不同，还是会有很多的分歧和争论，似乎每一个项目都难以达到某种大家都满意的状态。所以我们开始去想是否可能试试相对平行的路径，想看看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吗？结果这种方式还是带来了比较高的效率，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以及在大舍既有的合作基础上，发展个人建筑观点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工作开始变得多样化，当然也会存在新的困难。我们还是能共享很多想法。不过相比刚开始创立事务所那段时间，我们不再去在乎一种明显可识别的统一的风格。
关于设计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我们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对于建筑的理解或者说方向性的把握，我们仍然是处于开放性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会过早的把自己确定成某一种类型或者某一种方向的建筑师，也许永远都不会。
陈屹峰：对于建筑的基本看法我想我们是一致的。现在这个阶段有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并不认为我们对建筑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只不过在如何呈现这个层面大家会有一些不同。
北京实践事务所建筑营设计工作室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对文化和历史的敏感。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不现代，事实上可以说是很现代的，韩文强的作品中充满着有明显中国韵味的现代材料和形式，这一点在他的作品有机农场和水岸佛堂 （这两个设计分别获得 2017 和 2018 ArchDaily 年度建筑大奖）中都非常明显。Vladimir Belogolovsky 在他最近一期的“City of Ideas” 系列访谈中，与韩文强探讨建筑是否是一种艺术形式，以及在21世纪创造“中国”建筑的意义。
他的建筑物有着非传统的，非常规的波澜起伏形式 - 而且他在通往建筑的成功之路上为扎哈·哈迪德工作过一段时间 - 因此马岩松经常被错误地归类为新一代解构主义建筑师，那些只对挑战现有技术的充满未来感的形式感兴趣，为创新而创新的人。 但实际上，他的设计，尤其是在他故乡中国的设计，都深深扎根于自然和传统，正如同他在与 Vladimir Belogolovsky 就主题为“思想之城”(City of Ideas) 的最新的系列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
曾经是建筑师们最爱“升级再造”的集装箱最近收到了很多批评的言论， 因为建筑师们意识到集装箱们的优点——现成可居住的空间和结构，以及回收利用多种材料的机会也仅仅只是建立在其满足居住的性能要求上，但是对于经常使用集装箱的建筑设计公司LOT—EK 来说，那些现成的建筑盒子的魅力已经超越了其生态优势以及实践合理性。在采访该公司纽约工作室的时候， LOT-EK 的创始人Ada Tolla 和 Giuseppe Lignano谈论了他们为何会迷恋于集装箱建筑的概念性基础，该采访将作为Vladimir Belogolovsky的“意念之城”系列访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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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利兹克奖提名的著名建筑师中，1994年的获奖者克里斯蒂安·德·波宗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大概是最少被媒体提及的一位。然而，这一相对低调的形象并不妨碍他关于建筑和城市问题的深刻细微的见解领先于时代数十年，同时他自80年代早期建立的社会学引导准则如今在建筑业内也已广泛流行。在Vladimir Belogolovsky为“City of Ideas”专栏所做的最新访谈中，波宗巴克解释了自己对建筑独特解读的历程。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汤姆·梅恩（Thom Mayne）在建筑界一向以其思路最难以预测著称。曾被评论家贴上“建筑界的坏男孩”这一标签，他的这一绰号时不时地被热烈地证实甚至鼓励他去实践作品。梅恩在建筑界的实践跨度之大，可以从极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全美最可持续的大学校园之一，到出格地设想在著名瑞士山城建造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塔。在最新的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 (Vladimir Belogolovsky)的专栏，创意城市（City of Ideas）对梅恩的采访中，梅恩谈论了他的想法，过去对建筑发表的言论，及建筑界未来的走向。这个采访最初发表于柏林建筑杂志SPEECH（演讲）中。
通过引入现象学、可持续性和形态学的概念（这些概念已成为新加坡建筑学概念的独特部分），曾仕乾（Soo Chan） 的SCDA建筑事务所（Chan of SCDA Architects）在建筑行业中占据了非比寻常的有利地位。为了加强这种有利地位，他的公司也致力于广泛参加关于建筑学、风景园林以及室内设计等各种项目，甚至有时自己做开发商。在最近一期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创意城市”（City of Ideas）专栏的采访中，Chan谈到，早年的经历是如何影响他的建筑观念的，以及新加坡的建筑背景是如何影响他的设计。
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 （Vladimir Belogolovsky）（下面简称VB）：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做建筑了吗？这个学科最先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曾仕乾（Soo Chan）（下文简称SC）：我被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槟榔屿龙山堂丘祠（Khoo Kongsi compound in Penang）深深的影响着，槟榔屿（Penang）是马来西亚西海岸外的一个小岛。龙山堂丘祠围绕一个公共庭院进行规划，是我们家族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地方，现在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我现在仍能描绘出我小时候住的房子里的空间和光影变化——又长又窄的空间被敞开的通风井分隔开。我记得雨水清新的味道渗透到建筑中，弥漫在整个下沉院落中，还有建筑中的斑驳的光影。
WOHA建筑事务所由黄文森(Wong Mun Summ)与哈赛尔(Richard Hassell)这两位合伙人成立的新加坡最富国际名声的事务所之一，自1994年成立以来，获奖无数。
WOHA建筑事务所在他们涉足的城市中进行的超密度设计，让他们成为新加坡出类拔萃的建筑事务所。考虑场所地域特殊性，将其与气候控制和空间规划结合处理，同时对形式和材料的选择运用国际方法，他们的作品可以作为指导性的案例，适用于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的建筑设计。在本次主题为“城市观念”的访谈中，Vladimir Belogolovsky访问了WOHA的两位创始人黄文森(Wong Mun Summ)与哈赛尔(Richard Hassell)，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全球化城市的未来之路以及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泽维·霍克(Zvi Hecker)的职业生涯中，其作品的形体不断演变——从其早期 Ramot Polin housing 、位于内盖夫荒漠的犹太会堂(Synagogue in the Negev Desert)等规矩的几何形体作品，到近期位于柏林的犹太学校等形体更为自由的项目。然而霍克仍然认为他的所有作品既与其它作品一致、又独一无二，并自称为“一名从事建筑专业的艺术家”。在这场记录于“城市理念”(City of Ideas)专栏的采访中， Vladimir Belogolovsky 与霍克就支撑其事业的灵感和想法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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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前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建筑师森俊子（Toshiko Mori）让人觉得非常有趣：一边是日式的材料的建造文化镶嵌在她的DNA中，另一边是她从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中，特别是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在这一系列被称为“观念城市”（“City of Ideas”）的访谈中，建筑评论家 Vladimir Belogolovsky 与森俊子（他的前老师）进行了一次关于材料、细部和作品背后的灵感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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