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
布莱尔·卡明（Blair Kamin）在担任《芝加哥论坛报》建筑评论家近 30 年后，于 2021 年 1 月辞职。1999 年，他因出版一系列关于芝加哥湖滨地区的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其中一篇记录了该市南北湖滨地区种族和阶级的差异的报道。他曾出版过两本作品集：《为什么建筑重要》（2001 年）和《恐怖与奇迹》（2010 年），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三部作品《城市为了谁而建设？芝加哥的建筑、公平和公共领域》在上周发布。最近，我和卡明（Kamin）聊了聊这本新书、后疫情背景下的芝加哥状况，以及对更多主流建筑批评的需求。我将在明天发布我们的第二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卡明提出了重新定义“设计权益”的必要性。
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杂志。
我和作家伊娃·哈格伯格相识已久。很多年前，我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是我分配给了她第一个杂志专栏撰写任务。当然，后来又指派了更多。所以当我收到她的新书《当埃罗遇见他的灵魂伴侣：艾琳·洛凯姆·沙里宁与建筑师的塑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时，我既感到意外，同时也十分期待。这本书内涵丰富，同时引人入胜，其中一部分是艾琳和埃罗的传记，另一部分是伊娃本人作为一个设计作家和公关的回忆录。（书中也简单提到了我）。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艾琳·沙里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创造了建筑公关的角色。最近我特地去布鲁克林的海军工业园拜访了即将成为母亲的伊娃，和她聊了聊创作的初衷，这本书的双重叙事结构以及艾琳·沙里宁的新闻道德操守。
在这个电子书和网络出版优先的时代，Lars Müller 公司出版的Louis Kahn: The Importance of a Drawing 一书是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回应：这本500多页的重量级著作，内容详实，主题贴切，建筑应有重量，无论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比喻，这都是其建筑力量和魅力的一部分。这本书由 Michael Merrill 策划和编辑，通过手绘图纸的形式展现了康的创作过程，也描绘了在这些建筑物和图画背后康更加完整的建筑师形象。Merrill 是一名建筑师和教育家，目前担任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建筑类型学研究所主任。他也是关于建筑大师康的书籍 Louis Kahn: Drawing to Find Out 和 Louis Kahn: On the Thoughtful Making of Spaces 的作者。
本文首发于Common Edge。
《解码曼哈顿》汇编了纽约市曼哈顿岛的250多幅有关建筑的地图、分析图和平面设计。Martin Pederson本周采访了这本新书作者Antonis Antoniou和Steven Heller，聊了聊这编写本书的契机，研究过程和他们的合作。
本文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Martin C. Pedersen与PSMJ Resources的创始人兼总裁Frank Stasiowski讨论了他对人工智能以及行业的未来的看法。作者解释说，六年前，他“采访了PSMJ Resources的创始人兼总裁Frank Stasiowski，这是一家专门经营建筑、工程和建设公司的管理咨询公司。除了为公司提供战略发展规划、领导及继任计划、并购和许多其它方面的咨询服务外，Stasiowski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析行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技术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的今天。” Pedersen认为Stasiowski是该行业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并通过与Stasiowski的对话，征求他对人工智能与建筑行业未来的看法。
本文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上。
丹-克林（Dan Klyn）在密歇根大学教授信息架构，目前正在研究和撰写一本传记，名为《Richard Saul Wurman五种生活》。这是个很恰当的标题，因为致力于周游的 Wurman 有好几种职业化身：建筑师、作家、出版商、设计师、画家、雕塑家、经理人（他创建并彻底策划了早期的TED演讲）。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对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业余的，是个滥竽充数的人，我什么都做得不是特别好，但我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模式。"不过他在这里的谦虚并无代表事实是这样。Wurman 是艺术总监俱乐部名人堂的成员；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撰写、设计和出版了100多本书；获得了 Cooper Hewitt 的终身成就奖；并获得了AIGA金奖。
本文最初以“布莱尔·卡明结束担任《芝加哥论坛报》建筑评论家的任期”发表在Common Edge上。
上周五，1月15日，布莱尔·卡明结束了他在《芝加哥论坛报》28年的建筑评论员生涯。我与卡明相识并钦佩他已近20年。他关于建筑和建成环境的文章犀利且鲜明易懂，他不畏惧冒犯那些当权者并没有那么细腻的敏感。
1999年获得普利策批评奖的卡明是一位激进主义评论家，深得艾达·路易斯·哈克斯塔布和艾伦·坦科的传统。上周晚些时候，我联系了卡明，想聊聊评论家的角色，以及他结束了个人任期。
本文最初发布于 Common Edge。
2017年，我在哥本哈根度过了四天的美妙时光，留下了一个对这个城市强烈的艳羡。（我一直在想：这就像..美国波特兰，但更好。）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在美国建造这样的城市？当我在漫步于著名的人行街道，看着成群的金发碧眼且健壮的丹麦人骑着自行车轻快地驶过，向我这样的城市迷就会问这样的问题。
文章最初发布于Common Edge。
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实际行动的新闻显示出前景黯淡的倾向。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能够得当解决问题所剩的时间，人们容易看不到希望。但是建筑环境领域不乏进展——尽管离足够迅速地在其他地方补偿排放仍有距离。近年来该领域增添了面积达数十亿平方英尺的新建筑，但整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实际是下降的。成就的一大部分归功于建筑师Edward Mazria 及其顽强的倡导组织Architecture2030。Mazria和他的团队与世界各地的合作者一道，坚持不懈地在修改建筑规范、与官员（市长、州长、华盛顿民选官员以及中国的官员）合作、促成新同盟的缔结等方面进行着枯燥的工作，与此同时与现今占据着白宫的气候议题蓄意阻挠者进行斡旋。最近我与Mazria进行了探讨，他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谈论了他对我们所处立场的看法。其中一些消息，唉，还不错。
本文始发于Common Edge。
最近几周，我们目睹了互联网上爆炸性涌现的对“未来城市”的推测。很明显，他们要么消失——要么留存下来。办公室已死（显然的），办公大楼（尤其是高楼）也需要一场恰当的葬礼。公共空间的糟糕景观、近在眼前的公共交通崩溃、不可避免地向郊区的回归、甚至是豪华游艇的消失，由这些话题引发了各种讨论。尽管我们现在仍旧徘徊在黑暗中，并且可能会继续待一会儿，但是我们最终会看清未来。心中怀着这样的严肃想法，我找到了普利策奖获得者、建筑评论家、城市主义者Paul Goldberger，我能为此感到肯定的是，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焦虑将会是一个微妙而审慎的处理方式。（注：我们的谈话发生在抗议之前，也就是回应George Floyd被杀死而在美国城市内爆发的抗议活动。）对于其中大部分观点，我们反对冲动地做出笼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成熟的、关于我们的城市未来的预测。
纽约：城门封锁，城市的街道中空无一人。当然，这令人心碎，但也是一种很美的景象。而对于艺术家Edgar Jerins来说，这种现象让人惊喜。谁曾想过这个曾经繁华、混乱、肮脏、活力、亵渎、令人惊异的城市在没有人和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会显得如此......华丽？多年来，Jerins一直都是乘坐地铁前往时代广场附近的工作室。当大流行病的开始爆发的消息开始出现时———刚开始的消息是一种模糊的、未被定义的威胁，最初他出于恐惧将出行交通换为公共汽车，然后，随着事态发展进一步恶化并且封锁开始后，他借用了女儿的自行车来上班。
本文文章最初发布在 Common Edge上。
译者：舒晨萧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可能是近150年以来，被记载评述最多的建筑师。描写他的书籍堆积如山——它们有的来自主流媒体，有的来自学术界。研究赖特的学者，在学术界中也比比皆是。在这位伟人辞世60余年后，关于他的学术论文仍在不断地被撰写和讨论。菲利普·约翰逊将赖特称为“我最喜爱的19世纪建筑师”。每隔五年左右的时间，在约翰逊的大本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将举办一次赖特的专题展览；尽管展出的模型、图纸和照片都广为人知，前往参观的人潮依然是络绎不绝。知名导演 Ken Burns还以赖特为主题，创作了一部PBS长篇纪录片，凸显出赖特在文化界如拉什莫尔山一般高远的地位。如今，在这间瀚如烟海的资料陈列室中，作家Paul Hendrickson跻身进来，带着他的新书《烟火所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梦想与怒火》，试图为对赖特的解读带来一些新的线索。
本次专访首发于 Common Edge ，题为“马克·兰姆斯特谈为菲利普·约翰逊所著的新传记”。
菲利普·约翰逊有着长久而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是一位建筑师、博物馆策展人、时尚创造者、拥立国王者、权谋者以及一个极为多彩的文化存在。马克·兰姆斯特（ Mark Lamster ），来自《达拉斯晨报》的建筑评论家以及哈佛洛布奖学金（Harvard Loeb Fellowship）获得者，为他完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传记，题为《菲利普·约翰逊，现代世纪的建筑师：玻璃屋中的人》（ Philip Johnson, Architect of the Modern Century: The Man in the Glass House ）。我在两周前访问了兰姆斯特，讨论了这本书以及菲利普·约翰逊身上的种种矛盾。
六年前，我和 Susan Szenasy 有幸为《Metropolis》杂志采访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Stephen Breyer。Breyer 在任职于波士顿联邦上诉院期间，对 John Joseph Moakley 联邦法院的设计起到关键的作用。该法院由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设计。2011年 Breyer 曾是建筑普利策奖（Prizker Prize）的评委会成员。鉴于他对建筑长期的参与，我相信可以和他展开有趣的谈话。因此，在夏季休庭期开始前一天，我和 Breyer 法官就作为设计客户的经历，如何创造优质的政府建筑和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展开了对话。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上，题为“盖尔学院的美好城市空间创作工具包（T he Gehl Institute’sToolkit for the Creation of Great Urban Spaces）”。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城市居民”规划师。如果我们再要设定一个与此相关的授权规划师（credentialed planners）的范畴，那么伟大的丹麦都市主义者扬·盖尔（Jan Gehl）大概会出现在那张名单的顶端；受到雅各布斯的启发，这位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公共空间。他帮助他的故乡哥本哈根成为了一个步行都市主义的典范，并为全世界的城市提供咨询建议。
两年半以前他的公司 Gehl 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盖尔学院（Gehl Institute），致力于公众参与，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创造，将此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平等的工具。最近学院出版了一套他们描述为“以免费的、 可下载的工作表为形式的，测量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工具”。工具包的形式非常漂亮。上周我（Martin C Pedersen）与盖尔学院的执行总监 Shin-peiTsay 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关于工具包本身以及她的团队从中期待的收获。
该文章原发布于Common Edge，题为 "A Top Building Researcher Asks: Why is Architecture Afraid of Science?"
近期我们编写了大量关于建筑研究现状的文章。共识呈现为这些研究在严谨性上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建立在一片良好的科学土壤之上。Steven J Orfield 对建筑研究有一些强烈的看法。三十年来，他在自己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 Orfield 实验室里从事建筑研究，服务于各大建筑设计事务所以及福润500强公司。就在上周末，我与他谈了谈为何建筑师会害怕科学，他将如何将它引入学校，以及他在通用设计领域的工作。
文章原题为《重读简·雅各布斯后的十点思考》(10 Lessons Learned by Rereading Jane Jacobs)，刊登于Common Edge。
上周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已经翻烂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看的这本书，但应该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我的工作还与城市规划相关。于是我决定重读这本颠覆了规划行业的经典之作，以表达对简·雅各布斯一百周年诞辰迟来的致敬。以下这位美国城市规划教母带来的十点思考：
这篇文章最初在Common Edge上发表，原题《我们可（不可）以学哥本哈根》(What We Can (and Can’t) Learn from Copenhagen.)。
我最近在哥本哈根待了牛逼闪闪的四天，走的时候心中满满的羡慕嫉妒恨。我不停地在想：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版本的美国波特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照这样建城市？这个终极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我这样的城市主义粉，尤其是漫步在以行人友善而闻名的哥本哈根街道，身边时不时窜过一群欢乐地骑着自行车的金发碧眼身材完美的丹麦人的时候。
哥本哈根是地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经常被封“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区。 （虽然我的一个丹麦亲戚警告我说“在你这么说之前，先在1月份花几个礼拜待这里试试。”）但是这看起来轻而易举的文明程度和哥本哈根的惊人优雅并不是因为这个地区或者某个事件的巧合。这是一个超越城市设计的共同信念的产物，这个城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验室，几乎汇集了城市规划领域的所有的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