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本文摘自“绘见世界:建筑设计的认知史”一书的最后一章。文章概括了重塑建筑教育与实践的几点建议,使用体现认知理论,即人脑在建成环境中作用的科学,来强调设计师应摒弃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传统,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筑师们已逐渐远离了手作艺术。尽管下列练习方法已经被一些个人教育者和课程采纳,但并没有由注册建筑师协会(NCARB)批准并广泛传播。
文章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本文摘自“绘见世界:建筑设计的认知史”一书的最后一章。文章概括了重塑建筑教育与实践的几点建议,使用体现认知理论,即人脑在建成环境中作用的科学,来强调设计师应摒弃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传统,自工业革命以来建筑师们已逐渐远离了手作艺术。尽管下列练习方法已经被一些个人教育者和课程采纳,但并没有由注册建筑师协会(NCARB)批准并广泛传播。
当您住在新英格兰小镇上时,墓地通常不会离你太远。如果我在当地的街道上走一个小时,我经常会经过或穿过两三个墓地。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是舒适,和平,安宁的地方,甚至具有讽刺意味。最近,我注意到我去过的墓地变得受欢迎了。
除科技以外,政治是影响公共空间的重要因素,政治的发展与人们在公共空间行使第一修正案里的权利有着紧密的联系。( 译者注:第一修正权即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妨碍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与集会自由,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是权利法案中的一部分,这一法案保障了人们宗教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大型的公共空间是天然的庇护所。可是,大多数人们认为是公共空间的地方,例如机场,实际上是属于或者割让给私人公司的地方。当公共空间成为个人权利在现实世界的一种延伸,公共空间真正的社会价值才体现了出来。
所以公共空间应该具备些什么?
公共空间被誉为创建社区意识的关键点。一个成功的公共空间绝不只是在一个地方种几棵树,摆放上几条长椅而已。(详情请参考 #PlacesIDontWantToSit)我认为社区建设代表的是人际关系的增强,拥有灵活且相同的身份特征,培养出人们对空间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并且自信的去接纳新的成员。优秀的公共空间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与未来的设计相融合。
这篇文章原载于commnedge ,原题名为,"设计媒体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立场"
Kate Wagner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乡村。她的母亲没受过教育,自小就在杂货铺内的熟食店工作,后来又到了育儿所。她的父亲就职于政府,工作稳定,有一笔退休金;军队服役的生涯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与收益,取得了大学学位。Wagner用"一只脚在工人阶层,一只脚在中产阶层,并且始终在两者之间妥协摇摆"来形容家中的经济状况。她说,她的父母就是"普通的美国民众"。
本文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译者:Yidan)
建筑在一场并不久远的认知危机中迷失了自己。这门学科在自己的映像中徘徊,重新审视着从业者们的工作,以及建造环境应当呈现的样子和原因。运动思潮起起落落,充满希望的前路无疾而终。最后这个行业放弃了走出自身不确定性的探索挣扎,留给我们的,是今日的建筑学。
在现代化以前的时代里,新的建造技术、艺术领域的革新,和动荡的社会信条在一同引领风尚。进步虽缓,一旦生根便长久不衰。哥特时代历经四个世纪,文艺复兴三个世纪,自十九世纪起,一百多个美学与哲学运动则相继出生而相继死亡。但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所言,即便在主义风格霸权的极盛之日里,“大量的建筑传统遗留”也依然存在着。
本文文章最初发布在 Common Edge上。
译者:舒晨萧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可能是近150年以来,被记载评述最多的建筑师。描写他的书籍堆积如山——它们有的来自主流媒体,有的来自学术界。研究赖特的学者,在学术界中也比比皆是。在这位伟人辞世60余年后,关于他的学术论文仍在不断地被撰写和讨论。菲利普·约翰逊将赖特称为“我最喜爱的19世纪建筑师”。每隔五年左右的时间,在约翰逊的大本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将举办一次赖特的专题展览;尽管展出的模型、图纸和照片都广为人知,前往参观的人潮依然是络绎不绝。知名导演 Ken Burns还以赖特为主题,创作了一部PBS长篇纪录片,凸显出赖特在文化界如拉什莫尔山一般高远的地位。如今,在这间瀚如烟海的资料陈列室中,作家Paul Hendrickson跻身进来,带着他的新书《烟火所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梦想与怒火》,试图为对赖特的解读带来一些新的线索。
本文最初发布于Common Edge(译者:舒晨萧)
各位建筑师,我们可以聊聊吗?这或许会令人受伤,但却有着述说的必要。如果我是诗人,我会这样写:“文明的终结在即,我们是罪魁祸首。” 不过,我并非一名吟游诗人,所以我会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怀疑,人为的气候变化将会导致文明的终结。有的建筑师拒绝承认科学(“气候本来就总是在变化!”),有的建筑师则直接选择忽视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是一种很好的应对机制),然而,这些建筑师焦虑不安的大脑褶皱中,却埋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今天诞生的人类幼儿,是否会是最后的一代?
我会在这里稍作停顿,让你感觉到背负这个问题的沉重压力。
本文原载于CommonEdge(译者:Patrick Kun Chen)
“我痛恨这所谓‘美’的事物,”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兼教授朋友对当下时代精神中出现的涟漪回应道。他不是一个人。语汇是危险的事物。自二战以来,现代主义准则已经成为建筑学的主流共识。然而,我们的专业已经迎来改变,甚至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
真正的现代主义信徒对将“美”这个词作为设计标准充满畏惧,同样对“风格”这个词不屑一顾。就像所有正统观念一样,其中都有“正确”和“错误”的二元区分。借鉴准则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错误”的,“错误”观念却在建筑学正统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闭环论证使被归为“错误”的人得以自我安慰。
本文最初刊载于Common Edge(译者:Patrick Kun CHEN)
最近几个月,两起事件对于建筑“品牌”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它们比我40年职业生涯里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影响更加恶劣。
首先,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区的200亿美元开发项目——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隆重开幕。项目首期经过七年的建设,“世界级”建筑师与事务所——Kohn Pedersen Fox、DS+R、SOM、The Rockwell Group ——的作品云集,同时还包括设计师Thomas Heatherwick 的建筑装置。
这怎么可能出错?
本文从《克里斯托弗 亚历山大的遗产:智能建筑的标准》一文中摘录,最初发表于Common Edge。
在过去三十年间,迪拜已经从一个风沙满天的沙漠城镇成长为一个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战略枢纽。受此影响,第三世界的数个城市正互相展开竞争,努力复制这一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围绕机动车、豪华别墅、闪烁的摩天大楼、巨型购物中心以及“智慧”城市的雄心壮志,并从零开始规划建设的都市主义。这些遍布非洲的新发展计划的名字各不相同:尼日利亚的埃科大西洋城、卢旺达的愿景之城、毛里求斯的埃本网络城、肯尼亚的孔扎科技城、坦桑尼亚的游猎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河流之城等等。这些都是模仿迪拜的城市发展计划。
由专业建筑组织吹捧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奖项类别和标准制度往往在开幕后就落幕,对建筑物的日常能源使用缺乏考量。在目前的形式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重新思考可持续性在当今建筑中的含义?第一步可能是停止奖励专门建造的建筑,而是把目光投向我们已有的建筑。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commonedge上, 原标题 "为什么建筑再利用应该成为接下来的一大要务"(Why Reusing Buildings Should be the Next Big Thing) 。
在1992年就全球环境主题举办的里约会议(Rio Conference)的开幕仪式中, 三个问题变成不容质疑的事实:地球确实在变暖;化石燃料不再是一种可靠的能源;建筑环境必须适应新的现实情况。那一年, 我在《建筑教育杂志》(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不可预知的环境而建筑》(Architecture for a Contingent Environment)的文章, 建议建筑师与自然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一起来面对这种情况。
本文最初发表于《CommonEdge》,题为“当建筑规范比建筑师对建筑的影响更多时”。
建筑师常常受到一些力量驱动,它们比审美或者甚至是业主的灵光一现或愿望要更强烈。某种程度上,我们受我们使用的工具和材料钳制,法律也会因为我们是建筑师而对我们施加约束。如今一种新规范的限定已经在建筑师通常操控的所有方面改变了一种建筑类型。
文章原载于 Common Edge,题为"How the Quick Daily Drawing Puts Humanity Back Into Architecture."
建筑师 Frank Harmon 有一种日常训练:他每天尝试徒手画。但他不会在此花费过多时间,仅仅五分钟。坚持这些短暂的灵感突发式的描绘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强调每天练习写作的重要性:“在蝴蝶飞来的瞬间收网。”时光匆匆,想要抓住一瞬间的灵感动作必须要快。Harmon 的徒手画线条放松而模糊,让人感受到这的确是在五分钟内完成的。
本次专访首发于 Common Edge ,题为“马克·兰姆斯特谈为菲利普·约翰逊所著的新传记”。
菲利普·约翰逊有着长久而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是一位建筑师、博物馆策展人、时尚创造者、拥立国王者、权谋者以及一个极为多彩的文化存在。马克·兰姆斯特( Mark Lamster ),来自《达拉斯晨报》的建筑评论家以及哈佛洛布奖学金(Harvard Loeb Fellowship)获得者,为他完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传记,题为《菲利普·约翰逊,现代世纪的建筑师:玻璃屋中的人》( Philip Johnson, Architect of the Modern Century: The Man in the Glass House )。我在两周前访问了兰姆斯特,讨论了这本书以及菲利普·约翰逊身上的种种矛盾。
六年前,我和 Susan Szenasy 有幸为《Metropolis》杂志采访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Stephen Breyer。Breyer 在任职于波士顿联邦上诉院期间,对 John Joseph Moakley 联邦法院的设计起到关键的作用。该法院由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设计。2011年 Breyer 曾是建筑普利策奖(Prizker Prize)的评委会成员。鉴于他对建筑长期的参与,我相信可以和他展开有趣的谈话。因此,在夏季休庭期开始前一天,我和 Breyer 法官就作为设计客户的经历,如何创造优质的政府建筑和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展开了对话。
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标题为 “ Enduring Principles of Art That Also Apply to Architecture.”。
显而易见,建筑师、学者、评论家以至公众对建筑风格的价值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即使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现代与传统风格哪个类型更流行也一直在进行一场经久不衰的战斗。不管怎样,当代建筑其实一直是大多数学校和出版物的默认焦点。也许是因为它提供了视觉娱乐价值,以及品牌和广告等副产品所带来的好处。
我想提出一个特别的论点:讨论艺术的某些永恒性的准则,而不是任何暂时的风格。记住它们是“暂时的”这一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建筑目标。这种假设意味着,在风格上,你应当是不可知论者,并且抛开任何与你的建筑偏好相关的正确或错误的意识形态立场观念。当然,也有些人会说,我完全可以径直想象“我的艺术”比你的好,甚至我可以首先定义真正的艺术,但是我认为这都是没用的。
是的,我不这么认为。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原标题“ A Seattleite Reflects on the City in the Age of Amazon ”。
起初,这里只是矗立了一两架起重机,进行着韦斯特莱克地区小范围的城市更新,民间传言说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西雅图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这附近清理空间,想要投资建造一个巨大的有自行车道的公园。我想这可能很好,其后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关注它。
但是期待中的公园并没有被建立。当有一天我去到工作地点楼下一家新的 Whole Foods 超市的时候,才发现韦斯特莱克附近已经悄然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活圈。消费不菲的墨西哥连锁餐厅,价标昂贵的意大利饭馆和一家同样不够亲民的泰国饭店林立周边,还有一些特意为上班族提供消费的酒吧也在此开张。同时,我还注意到一群人,他们都是白人或者印第安人,所有人都戴着吊牌。这些人开始在街上频频出现,每天中午从他们的小隔间里走出,一起吃饭,热情洋溢地互相交谈,对街道上的其他人视若无睹。